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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lgate77 的 历史上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(2)

（19）宋代扬州三城

 

宋扬州三城主要指南宋的堡砦城（后改为宝祐城）、夹城和宋大城。堡砦城在蜀冈之上，宋大城位于蜀冈下的平原地带，二者相距1千米左右。冈下的夹城以长桥把二者联系起来，形成两头大、中间细似蜂腰的平面格局，故称为“蜂腰城”。北宋时，由于江岸南移，冈下平原广阔，城池重心已完全移到蜀冈之下。宋室南渡后，由于军事上的需要，先后在蜀冈上筑堡砦城和宝祐城。并筑夹城联结冈上、冈下二城。后来李庭芝为控制平山堂这一制高点，又筑大城包平山堂于城内。

蜀冈上的宝祐城是截唐子城西部改筑而成的略成正方形的城池。它的四周围有宽达100米的深濠，城垣也十分坚固。根据考古资料和《宋三城图》，设有五座城门和一座水门。城内有三条主干道，一条东西向和一条南北向道路仍沿用唐代道路。北城一条东西向的街道是新辟的道路。城内多为营寨，居民和工商业很少。

平山堂城在宝祐城西门南缘外，平面略呈圆形。从《宋三城图》可知，它有高墙和深濠各两重，外有月河围绕，城墙上有敌台。城内除营寨、仓库等设施外，还有一些居民区和工商业区。

夹城在宝祐城正南150米，为一南北长、东西窄的长方形城。南北长约2里，东西约55米，四周有100米宽的深濠。城内与城门相连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道，南北两门有长桥与冈上城池及宋大城相通。

宋大城本名州城，位于夹城之南。平面形状为南北长、东西狭的长方形。北以柴河（今漕河）为界濠，东、西两面又以运河为城濠，城墙砌以青砖，十分坚固，共有城门7座。从图中还可见城内有连接东西和南北四门的两条干道，相交于开明桥东，把城区分成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四部分。市河连接南北水门，与南北街道平行，纵贯西城。同时四个区域中心又有十字街交叉，并与不规则的街巷相通，形成扬州城内街巷曲折、密集的特点。城内西北区，主要为州衙等官署所在地，西北角还有许多军寨，如水军寨、装发营等，这与当地地势较高、便于防守有密切关系；西南区主要为文化教育机关，有教授厅、密儒坊、城隍庙等，沿城墙及市河附近为营寨、仓库所在地；东北区沿东西、南北大街分布着众多的酒楼、坊、市，为繁华的居民区和工商区；东南区中沿两条主干道也是繁华的工商、居民区。

宋代扬州城的功能分区十分明显，蜀冈上的城池只是军事堡垒，而大城的西北部为官衙所在，西南部则为文教、寺庙等，而居民区、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则沿东西、南北大街布设，已完全成为开放式的城市。①城市重心向东部转移，也同运河东移有密切关系。

（20）宋代平江城

平江是南宋时苏州的名称。今存宋平江城平面图——《平江图》碑，高2.48米，宽1.4米，是南宋绍定二年（1229年），郡守李寿鹏所作，吕挺、张允诚、张迪刻石。《平江图》采用裴秀的制图六体，是我国最详细准确的城市平面图，为我们研究宋代平江城的布局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宋平江城是平江军、平江府及吴县、长洲县的驻地。从宋刻《平江图》来看，平江城有大城和子城。大城是宋嘉定十六年（1223年）大修后的面貌，南北长约4.5千米，东西宽约3.5千米，周长约16千米，面积约15.75平方千米。城垣高二丈四尺，厚三丈五尺，因袭五代吴越城规模。宋平江城共开5门，门上有楼。东门为娄门、葑门，北门为齐门，南门为盘门，西门为阊门，其中盘门设有瓮城。城西南的胥门因废弃改建为姑苏台。城墙四周还筑有向外突出的马面，墙外就是宽阔的护城河。另外，还有各城门旁的水门与城内的河道相通。

平江府所在的子城，仍修筑在阖闾子城的原址上。子城呈长方形，南北长1.5千米，东西宽1千米，周长约6千米。子城城墙与大城城墙平行，墙身里外，雉堞全用砖砌，南对平桥，北望阎桥，东临贤至桥，西近金母桥。子城的布局沿袭了唐代建制，分大厅、住宅、公干和郡囿四个部分。宅堂后是大花园及绍兴十四年（1144年）王映重建的“齐云楼”，左右侧是府军政机构及库房、作坊、校场等。

平江城内道路为方格形，主要道路成井字或丁字形，纵贯的直街7条，西城4条，东城3条。其中以比较居中、靠近子城的第四直街（今人民路）最为繁华，是全城的干道。第四直街北起香花桥，南对报恩寺。此街乐桥东西有东市和西市。乐桥以南至饮马桥之间有市楼5处①。饮马桥南是沧浪亭、韩园和府学。第四直街，从北到南，有许多“河桥、塔、坊、楼、庙宇、商店和园林建筑物，左右前后，错落布置，变化多端，组成立体轮廓极为丰富的城市街景”②。以第四直街为枢轴，向东西两侧延伸，则直街的繁华程度递减。如第五直街（今临顿路）兴起较晚，北端的临顿桥一带，晚唐时“旷若郊野”③。第七直街（今谷仓街）已临护城河，是军营所在。城内横巷多濒河修建。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把全城分割为大小不等的居民区，称作“坊”，宋时有坊60①。北宋时期，坊制衰落，许多坊名逐渐被巷名所取代。从平江图碑看来，大多数坊都横跨大街，显然是一个地区的名称而已②。横巷既然是居民住宅集中区，因此也形成一些商业性大街。但这些商业性的横巷，因缺乏支巷，其吸引范围远不及南北向的直街广，大部分后来终于衰落下去，转变为居住区，如乐桥、绣锦坊等。只有个别的几条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依旧繁荣。如观前街、干将坊的东市，铁瓶巷的西市。

据《宋平江城坊考》记载，宋时苏州城内一条街或一个坊常是同一行业、手工业聚居地，交通便利的地点则设有固定的集市场所。从《平江图》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这些“行”往往座落在横巷中，如和平坊（今西美巷）的半行等③。

苏州城内的南北两隅，历来比较空旷。从宋《平江图》来看，在第一横街以北，除齐门大道两侧外，没有什么建筑物。城南第四直街南段，名园相望，人烟比较稀少。④

（21）宋代静江城

宋代的静江府，原称桂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桂林市。现存镌刻在桂林城区鹦鹉山南崖壁上的《静江府城池图》，与现存苏州文庙的《平江图》齐名，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图之一。从城图可知，静江府城在南宋时有四次修筑，四次修的城与旧城连为一体，又可各自为城。五城相连的静江府城，平面布局为不规则的长方形，即南北长，东西窄。旧城在南，东、西、北各建有一城，除北侧的城比较规则外，东、西两城均不规则。最后在北城之北又修筑一城紧附于北城，接近方形，原来的北城变成了中城，以独秀峰为中心。像这样五城相连的城，除甘肃天水城外，恐怕仅此一例了。

 

依据城图，府治在旧城之中，紧附于东墙，为东西向的长方形。北墙无门，东、西、南墙各一门，建筑宏丽。从建筑物的布局来看，以最后修成的北城建筑物最密集，可见人口重心也在全城的最北部。这可能同漓江在东，桃花江又绕西、南两面，北部地形最为开阔、交通便利，有密切关系。纵贯全城的只有一条干道就是明证，其他横向的道路，均与这条干道构成“丁”字形街。南北干道以东的横街有12条，以西仅有6条①，证明东半部人口多，经济发达。这是由于漓江在东，从秦开灵渠起，漓江就是水上交通的大动脉。南宋时居民区仍以坊相称，静江府城坊的多少、具体分布，图上均未显示，已不得而知。估计也是由街道分割的居住单元，商店已沿街布设，应该与平江府城的结构大体相似。

（22）宋代太原城

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（982年），潘美在阳曲县唐明镇修筑的太原城，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土城。城由内外两重构成，内城称子城，外城称罗城。子城开设四门，南门而外，其他三门依次叫子北、子西、子东。罗城也有四门，东门朝曦、南门开远、西门金肃、北门怀德。

 

宋太原城在布局上体现了唐以后城市发展的特点，城内坊市已没有唐代以前明确的界限，市场沿街分布，有人认为今天“太原城区西南的米市街、南市街、柴市街、菜市街、麻市街，这些地方就是宋代的米、柴、菜日用品的市”①。宋太原城大部分街道都呈丁字形，这种丁字形的街道给城内布局打下深深的烙印，一直影响到今天太原城市的交通和建设。元好问有诗云：“君不见系舟山上龙角秃，白塔一摧城覆没”，“官街十字改丁字，钉破并州渠亦亡”。据说，“当这城修筑的时候，为了钉破‘龙脉’，只修丁字街，不修十字街。因为‘丁’、‘钉’同音”②，认为丁字街是封建统治者相信风水有意所为。但另据史料，唐明镇在潘美筑城之前就已形成街衢巷陌，具有一定规模。唐明镇原有晋文公庙，宋平太原后三年，徙晋文公庙，“以庙之故址为州治”③。后筑子城，“南门有河东军额因唐旧也，鼓角漏刻在焉”④。太原城“父老相传，今振武门内四神阁即唐明镇之前街，大关帝庙乐楼下之砖洞，其后街也”⑤。这就说明，潘美筑太原城是利用了唐明镇的原有建制，稍加整治而已，丁字街可能为唐明镇的旧有建制。

宋太原城在布局上因势利导，并州州署就利用了原有的晋文公庙故址，位于城的北部，后来修筑子城，将州署包入，形成了政府衙门集中的地区。一般居民散布于外城，市场沿街分布，主要集中于城的南部。宋太原城军事地位重要，驻有重兵，淳化三年（992年）修筑的南关城，东西墙接大城，用来驻扎军队。为了防止洪水对城的袭击，宋太原城西沿汾河筑有堤防，并广植柳树，形成以堤防、柳树、水面，包括彤霞阁、林华堂、四照亭、水心亭等设施的“柳溪”风景区，据记载，“每岁上巳，太守泛舟郡人游观焉”①。

（23） 宋代汉阳城

唐代的汉阳城北宋末年被水冲毁，南宋末年，由于汉阳商业迅速发展，“平时十万户，鸳瓦白贾区”②，在江滨形成了专门的市场区，才重修了汉阳城。南宋所修的汉阳城，城周7里，设8个城门③。该城东南枕大江，北控莲湖，西抵凤栖山麓，城中有南湖、道观湖，城南有韩家湖，蓄水量都比较大，城内用水很充足。宋代汉阳城的仓廒本来多设在城内，后来为防止被敌人利用，移至军衙之侧，只有一个小仓布设在城外龟山山麓。城中的平民百姓，“尽在小山之下，大别（即龟山）之上”。此小山位于汉阳军城以北，说明汉阳城的居民区在龟山与这个小山之间的区域④。南宋时汉阳知军事黄干屡次上书，坚请筑城，但他力主只围绕郡治中的一座小山周围筑城，认为沿龟山山麓筑一座大城，耗费巨大，并以“后堂隍周密，则敌不可窥，门墙罅隙，则盗不可拒”，作为他修筑小城的根据⑤。他的本意是“先筑内城以固根本，次包外险以为捍卫”，后代筑城却只采纳他的提议修筑内城，所以汉阳城规制十分偏狭。⑥

（24） 元代广州城

元初平毁城池，广州也不例外。根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和《南海志》，子城尚存，其布局与宋代相仿。但城外变化较大，如放干城北水库，浚深城内侧西城南濠，扩大了游览区，港口有很大发展，海外贸易兴盛。城内的主要变化是把宋代的清海军楼改挂“广东道”扁额，郡学、县学毁于兵火，破烂不堪。①证明元代的广州，除海外贸易发达外，城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。

（25） 元代泉州城

元代的泉州城为全国第一大港，城内街道格局仍沿袭宋代，“分在城为东、西、南三隅，辖17图”②，拓展了宋代的翼城，形成城南第三个十字街。城市不断向晋江口河段发展，形成外商聚居区。城内经济区集中在聚宝街一带，南北向平行的三条街道和小巷内；城郊经济区则向南发展，形成繁华的商业市场，有圆通港、东桥澳、码头、仓库和修理船舶的风炉珵等。衙署仍布设在城北一带，总管府即宋代州治，前有谯楼，即威远楼，都转运盐分司在肃清门外，脱脱木孙衙在府治西忠厚坊内，杂造局在府治东。③

（26） 元代安西路城

元初，长安城的范围仍依唐末韩建“新城”，沿用京兆府的名称。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，元世祖封他的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，镇守其地④。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遂改京兆府为安西路⑤。元代的安西路城是元朝中央政府控制西北、西南的军事重镇，安西王所部士卒竟达15万人之多。①这就说明，安西一名也正好揭示了它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。后来由于发生了安西王的叛逆事件，安西国被废除，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改安西路为奉元路②。这次改名，除含有尊奉大元的意义外，是否与安西路城的奉元王祠有关，已难知晓。

李好文在《长安志图》中所绘的《奉元城图》，虽然因辗转传绘，也有失实的地方，但终究是元代人所亲眼看到的情景，应该是十分可贵的。根据该图所绘的方位，奉元城四面仅各一门，南门偏东，北门偏西，东西两门也不完全对称，城内建筑也看不出对称的格局。市场集中在城的西北隅，有马市、羊市和秦川驿等。东北隅有城隍庙、察院等。西南隅有千斯仓、马站、养济院屯田府等。东南隅有太白庙、三皇庙、宣圣庙等。另外，图内的旧景风街即今东门大街，旧安上街即今南门大街，广济街即今同名街，开元寺即今开元商城，敬时楼即今鼓楼所在地，钟楼即今迎祥观，奉元路门即清代的西安府③，今省文化厅招待所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游历过这座城市，据亲眼所见：“城甚壮丽，为京兆府国之都会……此城工商繁盛，产丝多，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……凡人生之物，城中皆有，价值甚贱”④。马可·波罗的记述历历如绘，展现了元代奉元城之的繁盛状况。奉元城之所以如此繁华，大约同元代的大一统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有密切关系。元代时由于驿路畅通，途经这条道路上的商人、传教士络绎不绝，盛况空前，当然也会助长奉元城的繁荣。

奉元城东北郊的安西王宫是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创建的，位于东西大道之侧，恰好是龙首原东去之余脉，与唐大明宫在东西一条线上。龙首原再次被加以利用，充分证明它在西安地区宫殿建筑中的重要作用。安西王相赵炳为兼营司大使，“遍访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址”①，才选择了今斡儿垛作为宫城城址。这一选择也符合西安地区城址转移的基本趋势，即地势高敞，交通方便，又容易解决供水问题。安西王宫东临浐河，无论对解决水源和控制东西交通都是十分方便的。元代曾疏凿唐代的龙首东渠，并把它引入安西王宫。②

安西王宫不仅地理位置优越，而且设计精巧，富丽堂皇无与伦比。它“毳殿中峙……包络原野，周四十里”，宫殿“壮丽视皇后”，比起元王朝的皇宫来也不逊色。安西王“威仪之盛”③，也几乎与当朝皇帝无异。马可·波罗看到了这座壮丽的王宫，他说：“宫甚壮丽，在一平原中，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，高大墙垣环之，周围约五里……其壮丽之甚，布置之佳，罕有与比。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，皆以金绘饰……军队驻扎宫之周围，游猎为乐。”④

经过实际勘查，安西王宫的遗址在今西安城东北3千米处，南距秦孟街120余米，当地群众称为“达王殿”，又称“斡儿垛”。“斡儿垛”即蒙语“宫殿”或“行宫”之意。王宫之所以修在长安城外，显然同缩小后的长安城范围太小有密切关系。根据实测，安西王宫东西二城基南北各603米，南城基542米，北城基534米，周长2.28千米。城的形制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，城的四角向外突出，成半圆形，可能是原来建有角楼。城的北面无门，东、西、南各有一门，也仅有一个门道。东西二门宽各5米，南门宽达12米，应以南门为正门。①在城的中央，有一高大的夯土台基，高出地平面2—3米，被称为殿台子，可能是正殿的遗址。

（27） 明清广州城

明代合宋代三城为一城，并把城向北扩展，在城南因宋南城建筑新城。明代把城向北扩展，因元城低隘，故辟东北山麓，沿越秀山向北展出。新城的修筑，完全是为了把城外新兴的商业区包入城内。扩大了的广州城，北上越秀山，南至海，东到今大东门，西限西濠，西关发展为十八甫商业区。随着三城合一，城内布局也有较大变化。

主要军政机关设在城中部偏北处。如广东布政使司、广州府、广东都司，以及位于都司东的左卫、前卫，都司西的右卫、后卫等，都在惠爱街以北。街南还有断事所、按察司、宝泉局、五羊驿、永丰仓、盐仓等。番禺县县学位于城的东北隅。文庙位于城的东南隅。察院、军器局、南海县及其县学位于西城中部。永丰仓、光孝寺位于城的西北隅。钟楼位于城的东南隅。布政使司所在也就是越王宫，位于今财政厅一带。广东都司所在也就是清代的广东巡抚衙门，即今人民公园。街道格局大都为东西、南北向，但“丁”字形街道很多。商业区主要在沿江一带的新城区，以濠畔街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最多。

 

清代的广州城位于越秀山与珠江之间，东西以濠水为界，基本因袭明代规模。但珠江沿岸沙地日广，故增建翼城。由于珠江沿岸商业繁荣，人口大增，在明城的东西两侧修建翼城，犹如鸡翼，故又称鸡翼城。清代广州发展最快的为西关平原，即由西濠到小北江之间的低洼地得到了开发。清代西关最早的商业区为十八甫，即沿西濠和大观河兴起的原明代商业街圩。也就是从西城墙外的西北角起，沿西墙外向南一直到达西南角，再折向西南到达今天大观河边，呈东北、西南走向，伸延数里。清代广州的织造业很发达，其主要机房区也在西关。据说，明末清初已有机户2500多家，形成专门的纺织手工业区域，街道也多以织造为名，如锦华大街、经纶大街、麻纱巷等。其分布区主要在第六、七、八甫和上九甫一带，即位于城外西南地区。随着工商业的发展，富商大贾和资本家在西关开辟了高级住宅区，即宝华路、宝源路住宅区，位于伴湖东南一带。这一带的街道经过规划，均为东西、南北向，犹如棋盘，十分整齐。清代在城西南的西濠口以北，形成官办洋商的特殊区域，即十三行。十三行的名称明代已有，即后来的卖办资产阶级。他们垄断对外贸易，十分富有。十三行街是洋行兴起后开辟的新街，大都呈南北向，直达珠江沿岸，显然是为了对外贸易方便。其中怡和大街、同文街、同兴街、靖远街等，仍为今同名街或路。

清代在西关另外开辟的一个区域就是沙面。沙面位于西关平原南侧，为珠江岸边的河滩地。由于水路交通方便，遂成为广州最繁华的区域之一。后来的英、法租界就在沙面，英在西，占地211亩，法在东，占地53亩。东西大街三条，南北小街五条。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，使沙面成为一个特殊的区域。①

清代广州的发展主要在西郊，是和西郊平原广阔、交通方便有密切关系。

（28） 明清泉州城

元明之交，泉州遭到破坏，十分萧条，城内空地很多。明代的泉州建树甚少，城内格局可能仍依前代。

清代“增在城北隅，为四隅。城内及附城分四隅十六图。旧志载三十六铺，分增二铺，合为三十八铺”②。泉州府治在行春门内，即东墙中段里，晋江县在府治西，原来位于城西北隅的府治衙门旧址变为提督衙门，镇抚司位于它的西南。街道格局依旧，变化甚少。③

（29） 明清苏州城

明代苏州城市平面布局因袭过去，县署仍在城的北部，居民区多在城的东部。各个商业市场，如鱼行、丝行、荐行、茶馆、酒肆等大都集中在子城西北角的乐桥和利市桥一带。明代时资本主义萌芽，商业区扩大，商业市场以乐桥为中心，向西延伸，逐渐移向养育巷、道前街一带，阊门则成为苏州的经济枢纽。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析长洲，置元和县。苏州府署由城北移向西南（今府前街道地区），胥门成为封疆大吏进入苏州的第一水埠，因此在胥门设有“接官厅”，官署也设在距离胥门接近的地区。

清代的苏州城平面格局未变，但城郊发展很快，阊门（西墙北面门）一带形成新的商业和手工业区，门外上下塘街一带更是踹布业集中的所在。盘门（南门）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租界地，也形成一个特殊的市区。①

（30） 明清扬州城

明攻占扬州后，张德林奉命筑城，截宋大城西南隅，后称“旧城”。其东、西、北三面有城濠相绕，南以运河为界。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又在旧城东边，即宋大城东南隅筑城与之相连，称为“新城”。新城东南以运河为濠，北濠与旧城北濠相通，西以小秦淮与旧城为界。

明清扬州城的水陆交通仍很发达，其中水路交通主要由市河、濠河等水系构成，它们都与运河相通，皆可行舟。这些众多的河流把扬州城区分为许多街巷，从而形成密如蛛网的城市陆路交通。旧城因市河与城河平行或垂直，故城区街巷也多与之平行或垂直，既有纵向的主干道，又有横向的支巷，横平竖直，方整宽敞。新城内的大街较少，小巷却密密麻麻，布局比较零乱，街巷多弯曲、幽深。由于住户密集，扬州全城街巷布局呈“多而密，短而窄，曲而幽”的特点。

明清扬州城的功能分区比较明显。明初旧城西部主要为扬州府治、察院、都府、扬州卫镇抚司、府学、城隍庙等官衙、寺庙和文教机关所在地。而沿市河两岸，由于交通便利则主要为居民区和工商业区。旧城外运河岸上的两淮盐运使署附近，也成为繁华的工商业和居民区。万历年间，由于东城的建立，扬州城市已形成粗略的功能分区轮廓，“处新城者皆富商大贾”，“旧城多缙绅家，而出入闾里，止沽浆及舆皂之徒，以是群居饮博往往而有”①。到了清代，这种功能分区更为明显。盐商聚居区主要分布在新城河下街一带。早在元至顺年间，已有盐商为运盐方便开始在这里建造仓屋。明中叶以后，盐商开始大批群居于此。今北河下的北端，东关南部及徐宁门附近都是盐商聚居的中心，商民众杂，人户殷盛。

扬州城的商业区比较集中，旧城有在城市，东、南、北三关市。旧城外有田家巷市、井巷口市、钞关市。其中田家巷市位于河下北端，井巷口市在徐宁门附近，它们和钞关、东关分布于新城四个角落，成为后来商业区构成的基础。雍正年间，两城主要有十三市，旧城有开明桥和太平桥市。位于新城的有九市，即东关街、埂子街、徐宁门、缎子街、新盛街、辕门街、砖街、使益门和缺口门诸市。在两城间还有大、小东门二市②。新城城南也是繁华的商业区。

康乾以后，新城商业区迅速拓展，尤其是乾隆巡幸的路线，“由天宁门城内东入彩衣街，左折运司街、教场、辕门桥、多子街、埂子上，出钞关，右折花觉街，入九峰”的小东门外新城御道，成为扬州商业最为繁华的地段。特别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，北部教场商业区形成，使扬州商业由南向北连成了一片。其中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为小东门、小秦淮等地附近，名肆大店，鳞次栉比。小东门街“市肆稠密，居奇百货之所出，繁华尤甲于两城，寸土拟于金”③。农副产品交易主要在四郊，如便益门鱼市、凤凰桥米市、天宁门花市等。另外，手工业的布局与商业区大体一致①，即前为商店，后为作坊。尤其是专业市场区更是如此。

（31） 明清武汉三镇

元代的武昌城遭到了严重破坏，明初拓修武昌城，扩大了城区。扩大后的武昌城东至今大东门、小东门一带，北达沙湖之滨，南临巡司河岸，西迄于江，城周20余里，并在城的外围保留十余丈的空地，目的是为了阻滞敌人接近城墙。明洪武时，楚王季埱登临蛇山，“下顾军民之居，则见灶井排连，人烟稠密，而闾阎扑地”，反映城内房屋骈联，建筑密集；“俯瞰江汉之渚，则见商贾辐辏，桅樯比栉，而船舰迷津”，反映明代初年南市仍很兴旺②。楚王季埱在蛇山中峰高冠山南麓，修建楚王府城。楚王府城坐北朝南，“前临大朝街（今复兴路），左阅马场，右长街宫（今解放路一带），广二里，袤倍之，瓦石为城”③。楚王府城辟有正阳、端礼、东华、西华、厚载等门，府内还有梳妆台、金鱼池、长春寺、御菜园等。楚王府城的建成，在武昌形成城中有城的局面，楚王府成为武昌城的核心，各级官僚衙署都环布在府城东西，集中蛇山南麓及西麓。楚王府的东边为演武厅，即后来的阅马场，是操练、检阅军队的地方。明代湖广布政使司在汉阳门内，都司署在文昌门内，府署在蛇山西麓。居民区主要集中在城北、城东。明代武昌城的市场格局与南宋时差别不大，以南市为主，但到明代末年，由于鹦鹉洲逐渐消失，南市的商业走向衰落，原南市地域主要演变为居民区。

清代武昌城基本沿袭明代的形制和规模，城周约20余里，东西宽5里，南北长6里，由于地形的影响和制约，整个城垣呈不规则的浑圆形。在城周围环布的40座兵营，也主要分布于城的东部、南部。清代武昌城的官署衙门，仍以蛇山为依托，但不像明代那样猥集蛇山南麓、西麓，皇殿与清军府在蛇山南麓，藩司与武昌府在蛇山北麓。总的来说，行政衙门集中在山北，军职衙门则集中在山南今阅马场一带。明楚王府城在明末毁于兵燹以后，到清代同治年间，只剩下正阳、端礼、东华、西华、厚载几个城门和梳妆台、金鱼池等几个遗址。因此清代武昌城既不存在城中之城的现象，也不像明代武昌城那样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都以楚王府城为中心。清代江夏县治也在武昌城内，位于城西南一隅。江夏县学、县城隍庙等都位于蛇山以北。武昌丰徭仓，位于城西北角地势较高的地方，管理粮食的机构——粮道就设在附近，大致位于今粮道街一带。武昌城内的市场，主要集中于长街（今解放路），城外的南市已经完全衰落，演变为居民区，城北门外的塘角市场一度兴旺，但也好景不长，中心市场由城外移入城内，今司门口一带成为商业中心。

南宋汉阳城毁于元代，明代初年重修汉阳城，城周6里，地跨凤栖山，在城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各开辟一座城门，北门旋开旋废。明代汉阳城的官署衙门集中于城北，背山面泽，座北朝南。朝宗门与凤山门之间有东西向干道相通，并与通南纪门的南北向干道相接，沟通了城内外的交通联系。城北为官署集中区，城南为仓库、祠庙、医酋斋等机构所在地。城北又以汉阳府治为中心，向东西展开，形成主要的行政区。汉阳城规模很小，布局也较简单。城内市场主要沿横贯东西的干道（今显正街、西大街一线）和南北向干道（今北城路一线）两旁布设，临街设店形成商业街。居民区均位于城外。因为“此城成于创造之初，单砖甃砌，未筑里墙，不通人行”，每遇贼警，险要不足。①明嘉靖三年，千户朱凤奏修汉阳里城，顺应地势，形成城中之城。汉阳里城北依龟山，位于城北中间位置，辟设一座城门，大致与鼓楼、南纪门成一条直线，但汉阳城区并不是以这条线为中轴线进行对称布局，因为汉阳里城修建较晚，只不过巧妙地利用了鼓楼与南纪门的相对位置。鼓楼大概位于汉阳城的中心位置，城内的东西干道和南北干道在鼓楼附近相交。汉阳城的东南部大部分为郎官湖，为城内官宦、士民、工商游玩之所，今天的莲花湖，就是古郎官湖的一部分。明代初期汉阳城外江滨地带，尤其是龟山以南的汉水入江口附近，由于航运条件较好，形成市场。汉水成化年间改道以后，港口、市场北移，但汉阳江滨仍是重要的市场之一。

清代汉阳城的布局仍保持了明代汉阳城的基本格局。汉阳内城囊括了汉阳府、经历司、粮厅、刑厅、照磨所等机构在内。内城西边有府学、衙门、汉阳县治，东边为武昌道、分司、城隍庙，城北几乎全为官署机构占据。汉阳城的西南为县学、医学、阴阳学所在地，通济仓设在城的西南角，因为这里靠近凤栖山麓，地势高亢干燥，易于防湿避潮。汉阳城的东南为郎官湖，但面积已大为萎缩，仍为城内商民游憩之所。汉阳的免溺堤（又名杨柳堤，明正德年间修），清代也成为商业街，“襟江而带湖，盖汉镇居民入城孔道也，舆马之所践，负贩之所息，春秋祈赛士女之所追逐，舍路无由”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，十分兴盛。②清末因修建拦江堤，杨柳堤被废弃，改建为条石街道，称为高公街（即今晴川街）。清雍正年间，自龟山尾至汉水南岸修建郭公堤，把月湖隔成东西两半，后也逐渐形成街道，现为联系汉江桥与钟家村的纽带。明末清初的汉阳鹦鹉洲一带，更是平时以堤为街，汛时以街为堤，堤与街巧妙地结合为一体。此外拦江堤、月湖堤、腰路堤等也先后演变为街道。随着汉口商业的兴起，汉阳的手工业迅速发展，手工业作坊散布于城内外，相对集中在几条交通干道附近，多以临街设店、屋后开作坊的形式出现。

洋务运动时期，张之洞在汉阳创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——汉阳铁厂，厂址在龟山北麓，今武汉国棉一厂的厂址上，长六百丈，宽一百丈，南枕龟山，东临大江，北滨汉水，与汉口隔汉水相望，既能很便捷地将钢铁制品运至汉口，藉汉口以为销场，又便于将矿渣、煤渣运往汉口后湖，填筑湖身，以免后湖水、汉口上流水浸淹之患。①汉阳铁厂充分利用了汉阳兼得长江、汉水航运方便，又紧临商业中心汉口的优越地理位置，成为汉阳城区向工业中心转变的先声。

汉口最初的居民点出现在汉江河堤上，因为汉江堤防减缓了汉口的渍涝灾害，堤防本身相对地势较高。初期的汉口城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：居民区、港口建筑和商业市场。由于拥有天然良港和优越的交通条件，汉口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。明末崇祯年间修建袁公堤，为汉口城区向西北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明代汉口的主要街道为汉正街，建于嘉靖年间，为汉口最古老的街道。

清代时汉口对外贸易出现了飞跃，城市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。东濒长江，南临汉水的地理形势，对汉口的街道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主要街道顺应江河形势伸展，形成数十里的长街。“汉泉风俗最繁华，二十里嚣尘百万家”，“廿里长街八码头，陆多车轿水多舟”等著名诗句，都反映了汉口街道沿江沿河布设，成为长街，如汉正街、长堤街等。汉正街西起硚口，东止集稼咀（接驾咀），长达3194米，西段最窄处2.3—3.5米，下段宽达5—6米；长堤街长3559米，宽不足4米，它的雏形为袁公堤（即长堤）。①当时在今民众乐园西南侧的贤乐巷一带，为一个很大的土塘，汛期潴水成湖，到乾隆年间，在长堤南侧形成独特的半边街（今统一街附近），同半边街相交叉的为东西向的打铜街。相传在清代的米厂和大码头外，还有两条街道，到清道光年间早已崩坍。②汉口的东西向街道又宽又长，南北向街道数量多，但又短又窄，仅供沟通各东西向干道之用。大街小巷纵横交织，“四通八达巷如塍，路窄墙高脚音腾”③，墙高巷深，颇具特色。当时居民按横向，把汉口主要街道分为下路（又称下街，含循礼、大智二坊）和上路（又称上街、含居仁，归义二坊），又依纵向分汉口为三路——正街（汉正街）、中路（以大夹街为主）、中路后（以长堤街为主）。

当时汉口有八个码头，分别为：艾家咀、关圣祠、五圣庙、老官庙、接驾咀、大马头、四官殿和花楼。

清代在汉口设置仁义、礼智两个巡司管理汉口，礼智司辖区自金庭店至茶庵，下置循礼、大智二坊，仁义司辖区自硚口至金庭店，下置居仁、归义二坊，四坊所属范围，即为市廛鳞集、人烟稠密之区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，汉口被帝国主义辟为通商口岸，英、德、俄、法、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。英租界南起今江汉路，东达于江，北到今合作路，西迤中山大道，面积达800亩；德租界自通济门沿江起（今一元路），至李家墩（今六合路）止，面积600亩；俄租界在英租界以北，到今蔡鄂路，计414亩余；法租界在俄租界北，共372亩；日租界位于今六合路以北，面积622亩。①这样，今江汉路以北，黄埔路以南，中山大道以东，长江以西，面积达数千亩的广大土地，相继沦为租界区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而获得畸形发展。20世纪初叶，租界区已成“危楼杰阁，车马殷阗，万里航船，衔尾碇泊”的繁盛之区②。在租界地盘的选择上，为了实现掠夺资源和倾销商品的需要，帝国主义者选中了三镇中作为物资集散地、商业向称发达的汉口。汉口各国租界的分布相对集中，沿长江西岸相互连接，每个租界都占据一段江岸，拥有长江航运之便。当时汉口能同时享受长江、汉水航运之便的老城区，而没有剩余的地盘，若将租界设于老城区以西汉水沿岸，则势必有深居堂奥之嫌。而老城区以北的长江沿岸，既近长江水运之利，又兼得京汉铁路之便，且当时多为荒芜之区，故成为帝国主义设立租界的理想选地。汉口的租界区与老城区风格迥异。老城区长街窄巷，犹如九曲回肠，以木屋、板房居多，作坊、商号错杂其间，且多古旧建筑；租界区街道宽畅，建筑石柱红砖，阳台明窗，以高层西式楼房居多，洋行、教堂、领事馆遍布，与老城区形成鲜明的对照，成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。现在这一带仍是港口、码头、仓库的集中区域，一些具有西欧风格的建筑物至今还保存着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改汉口同知为夏口厅，汉口始为独立建制，脱离汉阳县的管辖，在城区布局上也改变了以往单一商业市场、港口仓储及居民区的布局形式，开始向小而全的方向发展。到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在铁路以南，西达硚口，东达刘家庙，南至汉江的空间内，形成了以5条东西向横马路、30条南北向直马路为骨架的交通网络。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，“由其运输之便，货物起卸之利，仓库特设于汉水沿岸，遂至形成为自然市场”①。各个市场还出现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：油市场在打扣巷河街，薪炭市场在集稼咀，棉花市场也在打扣巷附近，米市场在沈家咀，杂粮市场在汉水上流的杨家河等等。汉口也存在一些作坊与市场合为一体的街巷，汉口的半边街和打铜街，就集中分布着许多铜器作坊和市场，如铜锣坊、徽锁坊、铜境坊、红铜坊、铜盆坊、喇叭坊等；汉口的花布街、白布街、青布街等为土布作坊和集散市场的集中地域。

1929年建成中山公园，成为汉口市区第一个公园。在当时汉口市政府前还建成府前公园。后来又在汉口湖北街转角处建蠡园，接近市中心，成为市民游乐的主要场所。②

（32） 明清济南城

明清济南城基本上承袭了前代城垣，城周十二里四十八丈，受地形因素的制约，城垣略成正方形。开四门，南门名历山门，西门名泺源门，北门名会波门，东门名齐川门。北门是水门，城内大明湖水出北门入护城河。东、西、南三门皆有瓮城，设重关。

从历史沿革看，由于济南城市东西两子城长期并存，官署也相对集中于两子城范围内，形成西南和东部两大官署区，而两子城以外的地方则成为普通居民区。随着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高，各级官署相继迁入，传统布局被打乱，因此只能是见缝插针，或强占民居，或迁移寺院加以改造来安置日益增多的官署衙门。明初，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，济南府沿用了元代的旧府治。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“敕海内郡县皆建公署以骇众观”①，于是“因今驿舍之在浮图开元寺者祓而耸之……为屋千余楹，屋瓦鳞集，器用毕具”②，若除去城北大明湖，新建的济南府治恰好在城区中心，即今天省政协所在地。以济南府为中心，官衙错列布置，散处四周，如按察司和运署司在府治东部近城墙处，历城县治在府治北，布政司在府治西北，山东都指挥使司在府治西，巡抚都察院在府治西南隅。而民居则交错其间。

天顺四年（1460年）封皇子朱见鳞为德王，移藩于济南，在城内府治西面占据了包括今珍珠泉在内的大片土地修建王府。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，这座王府被破坏，清代经过整修后成为巡抚都察院。今天的省人大会址就是德王府所在地。明清济南既为山东省会，又是京师的南大门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因此驻有重兵。根据《历乘》统计，明崇祯年间，济南驻军共有7000余名。军队驻扎在城南。明朝巡抚杨俊民在南门外二里处创建演武厅和武场，修建军舍，“厅后有堂，堂侧有厢，厅前为露台，台之前为将台，厅、台之间为教场”③。南门外至今有南营、教场、演武厅、后营房等地名。军队的指挥机关也设在城内南部，南门内有参将府（在府馆街）、武库（在武库街）等。城北部的大明湖是园林风景区，在明清时期多次整修，创建了一大批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。明清济南府儒学修建在湖的南岸，《府志》称“规制宏丽，儒林之巨观也”①。另外至道书院（后改为学道书院）也在湖岸上。清代济南府有广丰、广储两座粮仓，都建在城东南隅。以济南府治为中心形成繁华的商业区，同时东、西、南三城关均形成商业街市，其中西关不仅商业最兴盛，店铺林立，而且也是手工业最集中的地区。

由于济南北郊多水，南面近山，东西往来必穿城而过，深刻影响了城市道路系统。但东西二城门并不相对，无直道相通。西门大街向东延伸至东城墙根，与东门内南侧马道相接，东门大街向西延伸至鹊华桥，过桥就是大明湖。南北二门也不能直接贯通，南门大街和西门大街呈丁字形相交，以西门大街、东门大街和南门大街为全城的主干道。次级道路就是沟通南、西、北三城门的马道以及南北向街道。据乾隆《历城县志》记载，济南城有五处马道，南门内外各一条，皆在门东侧，东门内外各一条，皆在门南侧，西门内外各一条，皆在门南侧，北门内有一条，在门东侧。这几条马道，多与顺城街巷相通，形成城内的环形道路。城南则“历山千佛诸峰，蜿蜒相接，山径曲折，车马不通”②。而北部河道纵横，北门为水门，只有水路交通，故陆路交通多取道西门。从南方的泰安，西南方的张夏，西北方的齐河来济南，都要经西门入城。明清济南最重要的水运码头在西关。泺水自古有舟楫之利，以趵突泉为重要码头。直到齐王刘豫开凿小清河，趵突泉又成为小清河源头和盐运的重要码头。泺水不仅作为小清河的上游，而且沟通大清河，承担着繁重的海盐运输任务。

近代，济南商业、手工业的发展，使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发生了变化。同治年间，修筑石圩，确定了济南城区的新边界。城区轮廓大致成菱形，长对角线穿过齐川、泺源二门。城市重新呈现“母子城”形态，老城成为内城。石圩“门七，曰岱安，曰永固，曰永绥，曰永靖，曰永镇，曰济安，曰海晏”①。外城的布局未经过统一规划，显得零乱，斜街曲巷很多。三条关外大街构成外城的骨架，城区沿关外大街布设，城门的位置和关外大街的走向基本上决定了外城的轮廓和布局大势。街道的走向受关外大街和护城河走向的制约，以水源和城门为中心呈辐射状。从城市总体职能结构看，老城是城市的核心，以政治职能为主，外城以经济职能为主，市场活跃，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手工业街巷。商业区的分布呈多层次，其中心在老城区，围绕官署分布。外城区以农贸市场为主。手工业重心在外城区，西门外是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。

商埠是在清政府“推行新政”和“提挈工商”的背景下开辟的，位于城西郊。开埠后“准各国洋商华商于划定界内租地而居”②，商埠内设有华商贸易处、华洋贸易处、西人住家处、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和菜市等。商埠一开始就有统一规划，完全抛弃了封建城市的高墙深垒，封闭保守的布局方式，采用现代城市的开放格局。街道规划合理，经路走向顺应山脉和河流，平行于胶济铁路。纬路相间南北垂直。这样既避免路线斜交锐角和交叉过多的矛盾，又能得到平坦而且较适宜排水的地面。道路网能基本上顾及到老城区和对外交通道路的衔接，如经一路东接迎仙桥，西通齐河大路；经七路东接杆石桥，西通长清、泰安大路等。

随着城市经济的日趋活跃，老城区布局也发生变化。为加强老城内外交通联系，清光绪末年，济南老城增开四门，即坤顺、乾健、艮吉和巽利。八座城门的分布以西城墙最多，达3门。泺源门水陆辐凑，交通繁忙，故开坤顺门为其分流。老城内居民区向北推进，泺源门偏南，给北部居民出入城市造成不便，故开乾健门，与齐川门相对。城东南部官僚旅邸聚集，又是粮仓和贸易市场四隅头的所在地，故开巽利门，与泺源门相对。①

（33）明清南阳城

明洪武年间，南阳卫指挥佥使郭云来宛，重修宛城。重修的宛城，城内街道坊巷颇为整齐，东西南北四门，都有通街大道。有通淯、通贤、护卫诸街。永乐二年，按亲王府仪制，在通淯街兴建唐王府，营造宫室。明成化《河南总志》记载：“唐王府在南阳城内通淯街，永乐二年，以南阳卫改建”。通淯街即今天的和平街，唐王府正好位于南阳城的中心，它南依南阳府、县治，东邻南阳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长春街，尽占优势。王府城几占南阳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。王府城的建成，使南阳成为城中有城的格局。明代，亲王以嫡长袭而封，诸子封郡王。从明唐宪王（藩王）琼炟起，宪王、庄王两世分别于成化年间，在南阳城内建郡王府九座，九府俱在城的东、西、南三面②，“邸第下天子一等”①。另外，城内还有端王朱磺诸子七座王府，加上位于城西南隅的南阳府、县治，和位于城东北隅的南阳卫及其所属机构，南阳城的“邸第相望，将军、中尉、宗室半居民”②，南阳城几乎成了一座王府城。就是大校场也被设在城东门外③，今天仍称作校场。城内市场沿街设铺，以南长春街为最盛。

南阳城东关，因地处水陆交通要冲，成为南阳城关最繁华的商业区。城区内道路呈东西南北纵横交叉的网络系统，与内城相似。主要街道有豆腐街、书院街、官驿街等。以官驿街为主的东关南部和以豆腐街为主的东关北部，是东关南北两个商业集中地。官驿街因靠近白河码头，客商众多，商业主要为客栈、小吃馆等。豆腐街主要经营豆腐。商业区内无高大突出的建筑物，主要为一些民居住宅。明代南阳城南关商业也比较活跃，居民也逐渐增多，但远不如东关发达。城的西、北二关为一些零散的建筑和民居，还谈不上有市场。

明代，南阳城区寺观、学校众多，成为南阳城平面布局的一大特色。由于藩王府占地广阔，寺观、学校只能是见缝插针，甚至建于城外。建于城内的寺观、学校有南阳府城隍庙、八腊庙、弥驼寺、崇善寺、南阳县学等。原在城内的南阳府儒学因迫近唐王府而于永乐七年迁建于东门外④。

清代曾三次修葺南阳城。城仍呈南北向长方形。城区道路呈三经四纬的网络结构，这些道路将城区划分为12个方块，城区平面结构呈棋盘形。城的西南仍为南阳府和南阳县治所在地，南阳府衙占地广阔，建筑众多，富丽堂皇。整个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。围绕南阳府治、县治周围有南阳镇总兵署、左营都司署、城守千总署和察院。明代位于城东南西三面的诸多王府，清初废弃，有些被改为官署。如位于城东门内的文城王府，清代为左营游击署、右营千总署、都司署；原明唐王府内的承运殿，清初改为府学。城的西北隅原明代的假山，仍为南阳城内一个制高点。

清代，白河航运繁忙，南阳商业兴盛，城内商业沿街设铺。城的东北隅、东南隅因靠近南阳城两大繁华商业区，商业比较繁荣。如城东门内以北有江浙会馆，为江浙商人的总会所在。清代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也在城的东北隅，今天的粮行街就是清代粮行的所在。城东南隅的长春街，南门大街有干道直通白河码头，商业尤为兴盛。在东门内以南还有当铺，其资本雄厚，经营范围广，生意非常兴隆。

由于城区范围不断扩大，城外居民日益增多，同治二年，南阳知府傅寿彤环城筑郭，并划郭为六段，俗称六关，即大东关、大南关、小东关、小西关、大北关、大西关。六关主要为民居①。大东关和南关各有自己的白河码头，商业比较繁华。大东关的南部仍为宛城驿所在②，以官驿街为主构成大东关南部主要的商业区。小西关、大南关、小东关合称南关。由于南关码头过于繁忙，便在寨门内侧建一新街，新街成为水陆货物重要的集散地，商业尤为兴盛。由于南阳丝绸业的发展，在新街的东端沿南北走向出现了一条专门经营丝绸的街道，铺面相接，生意兴隆，因此亦叫丝绸街。南关不但是清代南阳城最繁华的商业区，而且也是南阳城手工业集中分布区，丝织业最为兴盛，南关新街两旁，“轧轧机声响彻街巷”。清末，又在新街北建蚕厂和面粉厂①。在城区寺庙分布中，尤以南关为最多，远远胜过城内和其他诸关。

南阳城外西南的卧龙岗，相传为诸葛亮隐居之地。岗高清爽，上有松柏相映，下有白河如带，环境幽雅。岗上的诸葛书院、武侯祠历史悠久。直到今天，卧龙岗仍是南阳的旅游胜地。②

（34）明清太原城

明初太原城扩建后，共开设8座城门，每面两个。东宜春门、迎晖门，西振武门、阜成门，南迎泽门、承恩门，北镇远门、拱极门。每座城门都筑有瓮城，城东门外有先农坛，城西有河神庙，北门外有社稷坛、厉坛，南门外有神祗坛。

明清太原城，钟楼偏居东南，鼓楼是全城布局的中心。鼓楼东北也就是全城的东北部，为明代的晋王府及下属机关集中区，占据高地。晋王府城由宫城和外城组成，宫城有三个城门：东华门、西华门、南华门，北部没有设门，可能是因为多大风的缘故。宫城之外有东西南北四面萧墙，这是晋王府的外城。晋王府城内为王府服务的机构繁多，有长史司、审理所、典膳所、奉祠所、典宝所、纪善所、良医所、典医所、工正所、群牧千户所、仪卫司等③。晋王的后代又在王府周围修筑了一些王宫府第，如庆成、宁化、临泉、方山、广昌王府等。

明清时期，鼓楼以北主要为政府机关所在地，以太原府为中心，呈环状分布。明布政使司署在府治东，即元代的行中书省治所；按察使司署在府治西南，后移鼓楼东南；清代的都察院署在府治东等等。

鼓楼以南直到大南关一带是明清商业市场集中的地方，“城三面惟南郭数千家之市”①。这里著名的集市与街名多合为一体，诸如帽儿街、活牛市街、柴市巷、前后铁匠巷、靴巷、剪子巷、帘子巷、麻布街等等，这里商业繁华、人口密集。明代南关一带商业发达、人口繁盛，形成新的居民点和集市区，景泰初巡抚朱鉴筑南关城。大南关一带曾是宋代最初建城的地方，商业集市代代相承，加上交通便利，所以商业长盛不衰。

明清太原城是山西省省会所在地。明太原城为九边重镇之一，城内设左、右、前三卫，位于城的西半部。明太原城北部军事地位重要，镇远门外筑有北关城，驻扎军队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北关又筑新堡，“以居营兵”②。清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在城西南角筑起一座周八百四十三丈四尺的满城。满城开有两个东门，驻扎八旗兵，位置在今天水西门街和大南关一带。这里地势低洼，屡遭水患，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又在城东南角另建新城。现在大南关的旧城街和火车站一带的新城街就是因新、旧满城而得名。明代位于城东北的晋王府城，清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被大火焚烧殆尽，留下一片废墟，雍正年间在这里建成营房4千余间，驻扎精骑营。精骑营以北有演武场、火药库，形成军事区，今天的精营街、教场街、营坊街、营西街都因此而得名。

明清时期太原城东南一带以太原府儒学、贡院、书院、考棚为主形成文化区。太原府儒学位于府治东。贡院在迎泽门东、承恩门西，面城背水，占地47亩多。考棚在承恩门内东侯家巷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建立的晋阳书院，一名河汾书院，位于北门附近。乾隆十三年“以北门逼处阛阓，不免嚣杂”，于是移于城区东南三立祠，又名三立书院。①

明清太原城四面各有两个城门，但东西之间、南北之间并没有街道直通。城市的主要干道有入镇远门的大北门街“涂（途）容四轨”，入迎泽门的大南门街“涂容三轨”，直抵黑虎庙，入振武门的水西门大街“涂容四轨”，入阜成门的旱西门大街，入承恩门的新南门大街。主要干道大都与城门相连，这不仅说明城门交通地位的重要，而且城门对城区干道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干道中以水西门大街和大南街在城区西南十字相交。次一级道路勾通主干道，把城区内各功能区分隔开来，如柳巷、三道巷、都司街、棉花巷等。鼓楼虽是全城的中心建筑，俯视城内大街小巷，但没有大街和城门直通，除大南门、水西门外，从其他城门均难于直达鼓楼。明代太原城向东、南、北三个方向拓展后，原来的丁字街并没有多少改变，影响城区的交通。八个城门中，迎晖门（小东门）、拱极门（小北门）交通能力最差。交通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迎泽门和镇远门。明代晋王府城占据城区东北大片地方，阻碍街道的延伸，迎晖门、拱极门交通能力最差，也与此有关。

明清太原城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一定的功能分区：宫殿区、官衙区、工商区、文化区。这些功能区与城区地理条件的关系十分密切。宫殿区位于城的东北部，地势高爽，容易形成气势宏伟的建筑；官衙区，主要集中于鼓楼之北，位于城的北部，便于控制全城；工商区，主要集中在大南关一带，这里交通地位重要，人口云集，是商业贸易的最佳场所；文化区，位置在城区东南，这里人烟稀少、环境幽静。由此可见，明清太原城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，以及道路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地区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影响。①

（35）明清宁夏城

元末塔尔巴哈台参政放弃宁夏府路城的西半部，主要是为了防御红巾军以及周围响应的小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。明洪武初年的宁夏镇城承袭了元末塔尔巴哈台所守的东半城。明正统以后，宁夏镇城才恢复了元宁夏府路城的规模，仍为周长十九里三分。

正统以前的宁夏镇城范围只包括秦落院、副总兵宅、都察院和右卫衙门在内的以东部分，并以这些建筑物所在坊的西缘南北一线为界。在这条南北线以东有一座好像城楼的建筑物，与清和门之间的笔直街道构成东半城的中轴线。城的西半部主要是寺观、草场、手工业作坊、仓库和习射地，还有许多民房，多为正统以后所设置。正统以后，西半部也设置了许多王府，人口不断增多，但城的中轴线仍与西夏兴庆府、元宁夏府路城相同，仅街道格局有所变化。在太监宅与永祥寺之间，有一条与中轴线平行的南北大街，在振武门与光化门之间的大街以东，还有两条与它平行的南北大街。

城内的庆王府、寿阳王府、巩昌王府、弘农王府及帅府、总兵官宅、按察司、都察院、各卫衙门等机构均分散设置。这些重要机构的修建，事前并没有进行统一规划，而是见缝插针，故比较分散。庆王府建于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①，座落在四鼓楼南，“萧墙高一丈二尺，周二里”②，形状为正方形，布局整齐。嘉靖《新志》记载：府内建有逸乐园、迎宾馆等多处园林，仅设置的服务性机构就达13处之多。

镇城内的居民区主要有熙春、泰和等32坊③。不过这时的坊只是居住区的名称，与唐代的坊市制度己有严格的区别。

宁夏镇城因为是军事重镇，所以城内为军事服务的手工业十分发达，有很多制造兵器的作坊，主要分布在城的西部，杂造局、兵车厂专门制造头盔、长枪、腰刀、弓箭，神机库制造贮藏枪炮……④

宁夏镇城的商业非常繁荣，从这里通向各地的墩堡、深沟高垒都是商旅通行的安全道路。因而城内集市贸易十分活跃，全城共有六大类集市，即熙春、泰和等六坊的胡麻、糟糠、杂物市场；毓秀坊的苏杭杂货、鱼肉、瓜菜、五谷市场；感应坊的米市；清和坊的果品、颜料、山货贸易市场；修文、乐善等十九坊内的猪肉、羊肉市场；永春、迎薰等四坊的骡、马、猪等牲畜市场⑤。从镇守宁夏的太监在城内拥有三座店铺来看，城内的固定商业店铺很多。镇城南关还设有“税课局”，所征收的商税“充边兵赏劳激劝之用”⑥。

宁夏镇城还是明代宁夏地区的文化中心。城内有儒学、东号两所官学。儒学生员为军余子弟，规模很大，有房屋几百楹。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这里还特设商学，“以惠商人”①。另外，城内还有养正书院（后改为揆文书院）和朔方书院。

尽管明代的宁夏镇城是一座军事重镇，风景却非常优美，还是一座景色佳丽的园林城市。城外借四周湖塘建有丽景园、金波湖、南塘等风景区。城内修有乐游园、撷芳园、永春园等园林50多处。②丽景园在城东门外， 园内有台池、楼阁、花圃，景色迷人。金波湖在丽景园的青阳门外，“垂柳沿岸、青杨蔽日，中有荷菱，画舫荡漾，为北方盛观”③。南塘在城南门外，“植柳千株，潦以短墙，注以河流。周方百亩，菰浦频藻，鸥鹭凫鱼，杂然于中，泛以楼船，人目之如西湖，居民喜为乐土”④。这些园林把宁夏镇城装扮得十分秀丽，显示了北国江南特有的风光。

清代的宁夏府城，顺治、康熙两朝屡有修筑。它的规模、布局在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前与宁夏镇城是相同的，“周回十九里三分，高三丈六尺，城根阔二丈，外面包砖，四面共计六门”⑤。乾隆三年的特大地震，使府城成为一片废墟，城墙、建筑物和园林全部被毁。乾隆五年重建府城，改建工程于六年竣工。新建的宁夏府城周长二千七百五十四丈，即十五里多，东西长四里五分，南北宽三里一分。⑥

位于府城西北的满城，周长六里多⑦，兴建于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乾隆三年被地震毁坏后，于乾隆五年向西迁15里，在今天火车站附近重建。新建的满城周回七里多，是一座方形的城。城墙的高度和厚度与府城相同，每面各开一门，门上有城楼，门外有瓮城，上布有炮台。城外有护城河，城内街巷整齐划一，东西、南北大街，把满城分成四大块，八旗军分片镇守。镶黄、正白镇东北部，正黄、正红镇西北部，镶白、正蓝镇东南部，镶红、镶蓝镇南部。①整个满城是一座军营，城内设有火药局，城东门外有八旗教场，各旗都有军械库。

新建府城布局与以前相似，城内主要街道的格局也与明宁夏镇城相同。城西部马营、永祥寺、草场，以及城内马神庙、鼓楼、城隍庙、永静寺等建筑物的布局也与过去相仿。城内四鼓楼（今鼓楼），最初兴建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1917年重修②。玉皇楼（今玉皇阁）大约是嘉庆后修建的③。城外的海宝塔，被乾隆三年地震震坏后，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当地人民捐资重建。④承天寺塔被震毁后，嘉庆时重新修复。⑤。

清代宁夏府城内，明代的豪华王府已不复存在，往日的坊市也被街巷所代替。据《宁夏府志》记载，城内街巷共有127条；街道的命名多以街巷内的建筑物、寺庙、衙门、市集贸易的主要商品，以及离城门的远近而定。

乾隆三年地震后，新建府城的商业也很繁荣，贯穿城内东西、南北的大什子街，“通衢四达，百货杂陈，商贾云集”⑥。城内有米粮市、羊市、炭市、猪市、东西柴市、骡马市、查子市、青果市、蕃货市、木头市、故衣市、箱柜市等17类大市场，南关内仍设有课税局。①

清代宁夏府城的文教事业也有新的发展，在明代儒学的基础上建有宁夏府学，并重新设置商学②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在府城东北建宁夏县学和宁朔县学③。 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城内又添设满营学校④。另外，城内还有社学、银川书院等⑤。

清代时，府城内的穆斯林人数大增，回族修建的建筑物也越来越多。清真寺由明代的一座发展为三座，除宁静寺西的礼拜寺外，在什字街北、镇远门南又修建了两座⑥，府城已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。

新建府城的格局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也有一定变化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起义民众从振武门攻入城内，事后因此而封闭了振武门60000465_0292_6⑦。振武门与光化门之间的道路也就不通了。民国初年，城内的街巷由原来的127条变成了121条，名称变化不大⑧。1938年，在马营的基础上修建了中山公园，成为城内最大的游乐胜地。

1913年，宁夏府改为朔方道⑨。1944年，朔方道城更名银川⑩，这是银川得名的开始(11)。

（36）明清西安城

在西安城发展的历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时期，就连它的名称也是明初才有的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三月，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，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。西安一名和元代的安西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，都是安定西北的意思。

由于西安既是控制西北、西南的咽喉，又是对付元朝余孽扩廓帖木儿的前哨阵地①，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镇守其地。洪武三年，朱元璋遂封其次子为秦王②。为了让秦王就藩，同年即在西安府城东北隅营建秦王府③。秦王府城周长九里余，城墙包砌砖石，东西南北各开一门，南为端礼门，北为广智门，东为体仁门，西为尊义门。“宫殿轩敞，川园亭池极一时之丽观”④。当时称为“王城”，后讹为“皇城”，也就是今天西安城内的“新城”。

今天的西安城墙是明洪武三年到十一年间修建的，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。城“周四十里（此数字有误），高三丈，壕深二丈，阔八丈，门四，东长乐、西安定、南永宁、北安远”⑤，“四隅角楼四，敌楼九十八座”⑥。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，巡抚王荩重修城楼。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，巡抚张祉给城墙外侧包砌了一层青砖。崇祯末年，巡抚孙传庭又修了南、北、西关城，今西安城的规模到此已完全具备。

明初修建的西安城，除西、南两面仍依韩建“新城”的位置外，北、东两面向外约扩展了三分之一。

扩大以后的西安城，其城内布局大致仍依旧城，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和十七年（1384年）分别修建了鼓楼和钟楼⑦，其位置与元代的敬时楼（鼓楼）和钟楼无异。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移钟楼于今天的位置，一无所改，按原样重建起来，才使城内格局有所变化①。从此以后，四条大街以钟楼为中心辐射出去，使城市建设有了明显的中轴线（并不在正中）。当然，由于迁就旧城的格局，城内主要建筑物已无法对称布设。布政使司和西安府治东西一线，均在西大街以北，大致位于今社会三路与北院门大街之间。西安府署即元代的奉元路址（今省文化厅招待所），布政使司署即元代的行省治所（今社会三路）。巡抚院署在布政使司署西北，即今北院门西安市政府所在地。按察使署在鼓楼以西，也就是元代的御史台所在地，即今化觉巷南段偏西处。贡院在安定门内以北，今为儿童公园。长安县署在按察司署以西，即今西安教育学院所在地。咸宁县署在布政使司署东南三里许，即今县门北街以北处②。从城内重要机关的布设可以看出，明代西安城的重心是在西半部，东半部虽然向外展出，但仅有秦王府和咸宁县署，说明新建的西安城与元奉元城之间的依存关系。

清代占有西安后，城内布设仍依明代之旧，但在城的东北隅修建了一座满洲驻防城，在城的东南隅修建了汉军驻防城，以及在钟楼西南修建了总督部院署等。

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以明秦王府城改筑为满城③。但满城的范围远比秦王府城为大，把秦王府城完全包入城内，改为八旗教场。满城的面积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它的北墙和东墙也就是西安城的城墙。只有西墙是从钟楼的东北面起，沿北大街经西华门、后宰门街西口到北门的东侧；南墙是从钟楼的东南角起，沿东大街经端履门、大菜（差）市到东门的南侧。城周长7千米左右，东西广2千米左右，南北1.5千米左右。①满城共计6门，除在今后宰门街西口、西华门、端履门、大差市各开1门外，钟楼的东穿洞是它的西门，东城门是它的东门。②满城内的基本格局，从嘉庆《咸宁县志·图》和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·图》来看，街巷十分密集，将军署在今后宰门街以南，右翼署在今南新街以西，左翼署在今西安市体育场附近，火药库和兵库在今城的东北角，东岳庙在今东门以北等等。

由于西安城的东南地势最高，为了加强对西安城的统治，满清统治者也曾在满城以南修筑汉军驻防城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所修的汉军驻防城，是从今大差市向南筑墙，直抵今城的南垣，作为它的西墙，该墙以东即汉军驻防区③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在西墙上开门一座，曰通化门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汉军虽然被调出城外，但火药库仍设在这里④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所设立的军装局，仍位于汉军驻防城以西，即今东县门西安市第八中学内⑤。这就说明，对城东南隅这个制高点，统治者总是要千方百计加以利用的。

清代还在今钟楼西南的南院门修建了总督部院署。顺治初年，陕甘总督曾由固原移驻西安。乾隆二十四（1759年）又移治兰州，总督部院遂为行署①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又把北院的巡抚部院署移于总督行署，谓之南院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由于八国联军之役，北京失守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，遂以北院为行宫。然事出仓促，行宫惟终南仙馆植有花木，并有水池和小方壶堂等建筑物②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又于南院巡抚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，招商居住，署外甬道遂成为西安城内最主要的商业区之一③。清代西安城的重心仍在西半部，西大街附近为官署所在，也是西安城内主要的商业街。与西大街相通的许多街巷，也都是手工业的聚集地，如竹笆市、广济街等。东关为西安城东出大道的必经之地，商业也很繁荣，成为西安城四关中最繁华的所在。

西安城的东南部还是明清两代的文化区，这里有文庙、碑林、关中书院（今西安师范）、府学、县学、陕西高等学堂（今东厅门西安市20中学）等。

（37）民国西安城

在民国时期，尽管对西安城市建设建树甚少，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格局，但由于满城的铲除和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，城市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1911年10月22月（阴历9月1日），西安与湖南同时响应辛亥革命，在西安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武装起义。起义军攻克满城，使禁锢了二三百年的西安城东北隅，又重新与全城打成了一片。可是满城在这次战火中被彻底焚毁，成为一片瓦砾堆，破烂不堪，荒无人烟，反而成为西安城内的一个死角。①后来又拆毁了满城城墙，加宽了东大街。

直到1921年冯玉祥第一次督陕时，才在原秦王府城（即八旗教场）修盖房屋，驻扎军队。1927年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王城（当时名红城），同时改名新城，今新城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②。从此以后，新城就成为西安城的行政中心，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先后设在这里。从1928年起，原满城区被辟为新市区，西安市政府在这里规划道路，拍卖荒地。③ 首先开辟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新街，沟通了新市区与城内主要大街的联系。后来在北新街一带陆续盖起了“一德庄”、“四皓庄”（今尚平路以东）、“五福庄”、“六谷庄”（尚平路以西），以及“七贤庄”（北新街东）等新村④，成为西安城内新的住宅区，今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所在地，就是当时租用资本家所盖新房的一部分。这里所以被选作新的住宅区，除地皮广阔以外，主要还是距离新的政治中心新城北门较近，又有革命公园（1926年刘镇华围城时死难烈士的公墓）、森林公园（今西安市体育场）足资游玩的缘故。

新市区的东半部，随着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⑤，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区。根据《陕行汇刊》的统计，1942年3月以前，设在新市区的崇孝路（今东一路）、崇悌路（今东二路）、崇学路（今东三路）、崇礼路（今东五路）、崇耻路（今东八路）、新化巷（今西一路西段）、尚俭路、尚仁路（今解放路）、尚德路和红十字会街的新式工厂就有16家。当时西安的新式工厂共有64家，设在新市区的就占了25％以上。若再加上火车站附近的10家，新市区及其以北的新式工厂就占了49％以上。譬如，当时规模最大、资本最雄厚的大华纱厂（250万元），就设在新市区以北的火车站附近。另外，从火车站直通东大街的尚仁路，是新市区的主干道，交通便利，新市区的工厂均布设在附近。

满城被拆除后，开辟和整修了东大街，使东大街成为西安城内最宽畅的街道。当时，张凤翙凭借官府的力量修盖了东大街的街房，其高低尺寸及南北距离均完全一致，各房檐下都有走廊，门面以九间为一组，整齐划一，甚为壮观①。由于东大街新房林立，街道宽畅，又距火车站和汽车总站（今西一路东段）均较近，终于后来居上，发展成为西安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。它集中了当时城内最主要的行业，如绸缎、茶叶、纸烟、药房、干鲜鱼类、水果、五金等②，以及最著名的饭馆和旅馆，如义仙楼、曲江春、长乐楼、王顺楼、西来堂、北平饭馆、西北饭店、长安公寓、关中旅馆等，生意兴隆，气象一新③。原来的商业中心西大街、南院门、东关等反而有所逊色，有些逐渐萧条下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河南失守，大批难民拥入西安，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尚仁路一带。他们为了谋生和支援抗战，大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④。新市区的尚仁路（今解放路）就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，西安城内的商业重心就完全集中到城的东半部。东大街和尚仁路均距火车站较近，商业发展迅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民国时西安不仅市政建设进展缓慢，而且还是一座大兵营。市中心的钟楼、鼓楼，以及小雁塔、东西南北四个城楼（北门为箭楼）上都驻有军队。胡宗南的官邸就在东仓门（今东仓巷）一号，他的参谋部就设在小雁塔。然而，在市政建设方面却连吃水、照明都未能解决，其他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了。全城照明仅靠一家小小的西京电厂，灯光昏暗不堪，而吃水却只有西瓮城的一口甜水井，广大人民依旧饮用咸水。市内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，连今解放路还基本上是草棚毛庵。街道坎坷不平，一下雨泥泞不堪，十分难走。

中国的地方城市，虽然不像首都那样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规划的，但在城市平面布局方面也有许多特点，对当前的城市建设仍有参考价值。

首先是衙署占据重要位置。在地方城市中衙署是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所在地，往往占据有利地形或位于城的中部，既居高临下，又便于居中指挥。唐扬州城的衙署位于蜀岗之上，宋平江城（今苏州）的衙署位于全城的中部子城内，就是典型代表。县城也不例外，譬如陕西神木县衙位于城的东北隅，居高临下；山西太谷县衙位于城中部“丁”字形干道的北侧，平遥县衙位于城中部偏西地区，便于居中指挥，都体现了衙署在城市布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。

其次是城市多沿河道和交通干线扩展。中国县级以上城市都毫无例外地分布在水陆交通干线之上，而且多数在河流的沿岸，因此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，城区就沿河流或交通干线展开。景德镇、兰州、武汉、重庆、天津、上海等都是沿河流扩展的城市：平遥、太谷、太原、西安、郑州等都是沿陆路交通线扩展的城市；苏州、扬州、淮安、济宁、临清等都是沿水路交通线扩展的城市；泉州、广州、青岛等都是沿海港扩展的城市。

第三是街道多为东西、南北向。由于中国地方城市的格局受到首都布局的影响，街道多呈“十”字、“井”字或“丁”字形，为东西、南北走向。这与中国城市的形制多为方形和矩形有关，街道与城墙的走向大体一致。当然，这种街道格局也使城市显得整齐、大方，使居民区比较容易安排。同时，“天圆地方”这种观念，也要求街道东西、南北端直，因此，端直的街道格局也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。

第四是居民区多为方形或矩形。中国城市的居民区犹如城的形状一样，也多为方形或矩形，均被街巷所分割。唐以前称为里坊，里坊有围墙，直到现在，位于新疆吐鲁蕃以西的唐代交河古城遗址，坊墙仍历历在目，进入坊墙后，才能看到院落的门户。唐以后的居民区已沿街巷布设，但作为住宅的院落来说，仍为方形或矩形，显然同中国古老的房屋结构有密切关系。

第五是城市平面布局多按功能分区。也就是说有官衙区、手工业区、商业区、文化区、园林区、居民区等。当然，每个城市未必都整齐划一，把城市严格区分为不同功能区域，但相对集中、各有不同特色的区域也就成为不同的分区。譬如官署区、市场区、文庙、居民区，是县级以上城市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。市场在唐代以前有固定区域，只有扬州例外，唐以后沿街布设，但并不是每条街都成为商业街。文庙是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建立的，而县学、府学也往往在它的附近，形成文化区。

第六是交通干道多呈辐射式，由城区向四周放射。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是由城墙固定的，随着市区的扩展，通向四周的干道就以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去，城区就成为城市对外联系的中心。近代以来的大城市，这种辐射式交通网就更加明显。城市愈大，辐射的范围就愈广，城市的腹地也就愈大，也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。就是中、小城市也各有自己的辐射范围，构成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。

城市平面布局是城市规划的核心。所谓城市规划也就是依据城市的基本形态，框定城市的平面模式，使城市的范围、各种功能区都跃然纸上，限定和指导城市的发展。中国的首都和许多地方城市都是经过精心规划而建成的，遗留到今天的城市平面图仍有重要参考价值，如西安碑林的《唐长安城图》，苏州文庙的宋《平江图》，桂林鹦鹉山《静江府城池图》（即桂林图），都是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典型代表。

 

主要参考文献:

 

① 王勤金:《述论运河对唐扬州城市建设的影响》，《扬州文博》1992年1期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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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 郝树侯编著：《太原史话》第25页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。 

② 郝树侯编著：《太原史话》第25页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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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 《永乐大典》卷5201《太原志》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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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 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163《祥异》；《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② （宋）胡寅：《南纪楼诗》。 

③ 《宋史》卷46《度宗纪》。 

④ 黄干：《申两司筑城略》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卷1131。 

⑤ 黄干：《申两司筑城略》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卷1131。 

⑥ 《武汉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① 曾昭璇：《广州历史地理》第323—324页。 

② 道光《晋江县志》卷21。 

③ 《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④ 《新元史》卷114《忙哥剌传》。 

⑤ 《元史》卷60《地理志》。 

① 夏鼐：《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》，《考古》1960年5期；《考古学与科技史》1979年。 

② 《元史》卷60《地理志》。 

③ 嘉庆《咸宁县志》卷4。 

④ 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（冯译本）中册，第431—432页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。 

① 《类编长安志·序》。 

② 《类编长安志》卷8《泉渠·龙首渠》。 

③ 《蒙兀尔史记》卷76。 

④ 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（冯译本）中册，431—432页。 

① 马得志：《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》，《考古》1960年5期。 

① 曾昭璇：《广州历史地理》第363—402页及附图。 

② 道光《晋江县志》卷21。 

③ 《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① 《苏州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① 万历《江都县志》。 

② 雍正《江都县志》。 

③ 焦循：《扬州足征录》。 

① 《扬州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② 楚王季埱：《长春山记》。 

③ 同治《江夏县志·疆土·古迹》。 

① 嘉靖《汉阳府志·创置志·城垣》。 

② （清）陈国儒：《重修杨柳堤记》。 

① 魏玉林：《汉阳铁厂的建筑》，《武汉春秋》1983年5期。 

① 皮明麻、李权时：《武汉通览》第111页，武汉出版杜1988年版。 

② 叶调元：《汉口竹枝词》卷1。 

③ 叶调元：《汉口竹枝词》卷1。 

① 萧致治：《汉口租界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1978年4期。 

② 张寿波：《近代汉口工商业一斑》第3页，宣统三年刊。 

① 水野幸吉：《汉口》第249—250页，光绪三十四年。 

② 《武汉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① 嘉靖《山东通志》卷15《公署》。 

② 嘉靖《山东通志》卷15《公署》。 

③ 燕相：《重修演武厅记》。 

① 康熙《济南府志》卷16《学校》。 

② 孙点：《历下志游》之六。 

① 乾隆：《历城县志》卷5《地域考》。 

② 《续修历城县志》卷3《地域考》。 

① 《济南城市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② 嘉靖《南阳府志·官署》。 

① 光绪《南阳县志》卷1《藩王表》。 

② 光绪《南阳县志》卷1《藩王表》。 

③ 嘉庆《南阳府志》卷3《建置》。 

④ 嘉靖《南阳府志·官署》。 

① 民国《河南省志》卷4《汝阴道·南阳县》。 

② 光绪《新修南阳县志》卷3《建置》。 

① （清）米至亭：《南阳中学乡土地理》。 

② 《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③ 成化《山西通志》卷4《宗藩》。 

① 道光《阳曲县志》卷15。 

② 《晋乘搜略》卷27。 

① 道光《阳曲县志》卷8《礼书》。 

① 《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① 《明史》卷117。 

②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1。 

③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1。 

④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1及《宁夏城图》。 

⑤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1。 

⑥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1。 

① 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第107册《方舆汇编·宁夏卫部》。 

②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2。 

③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2。 

④ 嘉靖《宁夏新志》卷2。 

⑤ 《故宫档案·兵部右侍郎五十五第等奏折》。 

⑥ 《宁夏府志》卷5。 

⑦ 《宁夏府志》卷5、6。 

① 《宁夏府志》卷5、6。 

② 《朔方道志》卷4。 

③ 《宁夏府志》卷6。 

④ 《宁夏府志》卷6。 

⑤ 《宁夏府志》卷6。 

⑥ 《宁夏府志》卷6。 

① 《宁夏府志》卷6。 

② 嘉庆《一统志》卷264。 

③ 嘉庆《一统志》卷264。 

④ 嘉庆《一统志》卷264。 

⑤ 嘉庆《一统志》卷264。 

⑥ 《宁夏府志》卷2。 

⑦ 《朔方道志》卷4。 

⑧ 《朔方道志》卷4。 

⑨ 《朔方道志》卷2。 

⑩ 《宁夏纪要》第2章。(11)《银川城市历史地理初探》（油印稿）。 

① 《明史》卷124《扩廓帖木儿传》。 

② 《明史》卷116《秦王塽传》。 

③ 《明史》卷42《地理三》。 

④ 康熙《咸宁县志》卷2。 

⑤ 康熙《咸宁县志》卷2。 

⑥ 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14《城池》。 

⑦ 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14《城池》。 

① 《续修陕西省通志稿》卷131；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卷5《地理考下》引《钟楼碑记》。原碑存钟楼内西墙上。 

② 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15《公署》。 

③ 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14。 

① 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卷4《地理考上》 

② 《西安光复的回忆》，《西安晚报》1961年10月10日。 

③ 嘉庆《咸宁县志》卷6《纪事沿革表下》。 

④ 嘉庆《咸宁县志》卷10《地理志》。 

⑤ 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卷13。 

① 嘉庆《咸宁县志》卷13《衙署志》；嘉庆《一统志》卷227《西安府一》。 

② 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卷8《衙署志》。 

③ 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卷8《衙署志》，卷4、5《地理志上、下》。 

① 王桐龄：《陕西旅行记》第23页，文化学社，民国17年。 

② 1927年12月《陕西省政府公报》。 

③ 《陕西省政府施政成绩报告》1933年7—12期。 

④ 《陕行汇刊》10期。 

⑤ 《全国铁路发展简史》（铁道部编印）。 

① 陈光垚《西京之现况》第5页、31页，启明学社，民国22年。 

② 根据《陕行汇刊》统计。 

③ 陈光垚《西京之现况》第5页、31页，启明学社，民国22年。 

④ 《陕行汇刊》卷8。